“我要迟点到单位”，可花都这个单位却再也没有等到他……

9月1日早晨

广州花都监狱民警黄淑凌和往常一样

正准备出门上班

突然面前一黑

一头栽倒在地上

在微弱的意识中

他向老婆留下最后一句话

我感觉不好，赶紧给我同事打电话，我要迟点到单位……

黄淑凌从未上班迟到过

自1980年起

他在花都监狱从最基层的带班员

一路成长为大队长

为监狱事业勤勉奋斗了一生

不幸的是

在被告急送往病院急救了七天七夜后

因为颅内出血严重

最终回天乏术

黄淑凌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岗位

生命无情地定格在了56岁

亲友为之悲痛，同事为之惋惜

不怕“码头”工作情况苦扎根底层成长为干部黄淑凌的父母早年都在“两劳”系统（劳动教化和劳动革新）工作，16岁刚高中结业的他，子承父业，“以工代干”，果断地走上了父辈的路，成为“两劳”系统的一员。 
1980年，黄淑凌从广东乐昌农场调到花都监狱，一开始被分在机械队土方组，主要负责矿山土方的开挖及运输。花都监狱的前身是广州市第一劳教所，外称“新生石矿场”，内称“一矿”，是广州市司法行政系统的“西伯利亚”之地，工作环境出了名的苦。    当年，干部职工全部“蜗居”在矿山半山腰的草棚泥房里。深达数十米的“塘底”，常年石灰尘弥漫，炸石声震耳，酷暑时高温炽人，严寒时北风刺骨。一些刚来的年轻民警职工没干几天就打了退堂鼓，黄淑凌却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

两年后，“特别能吃苦耐劳，特别踏实肯干，且管人有一套”的黄淑凌被调到了“一矿码头”大队。

这支独立大队距所部约3公里，面朝巴江河，背倚横沙村，是矿部唯一的“港口”，主要任务是组织劳改劳教人员把从“塘底”开采出的石灰石装运上船，再通过河运输送到外地，“用水难、用电难、出行难、劳教管理难、娶媳妇难”的困境广为人知。    “工作没日没夜，风餐露宿、日晒雨淋、披星戴月，几乎没有节假日”。当年的码头大队，与黄淑凌同年调过来的王东生提起往事，眼圈湿润，“在码头的那十多年，他吃了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苦。一年365天，他几乎天天‘泡 ’到大队里。每逢节假日，他都会主动把与家人相聚的机会让给有需要的同事。一到过年，他经常会自掏腰包，买一些毛巾、牙膏、拖鞋等日用品给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劳教人员。我与他是几十年的老拍档，又是老邻居，对他最为熟悉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心里永远装的是别人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”    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，黄淑凌矢志不渝地扎根坚持，一干就是20个年头，他也从最基层的带班员干到管教干事、副中队长、中队长、大队长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在“码头”成长为所里的中层领导干部。曾外出追逃两天没合眼鼓动年轻民警“干出不普通”生于1963年的黄淑凌曾说起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态度——“服从性”和“纯粹性”。上世纪80年代的劳教所，局限于当时的警力和管理手段，劳教人员逃跑的事件偶有发生。黄淑凌就亲身有过两次外出追逃经历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，是去英德官渡抓脱逃劳教人员。黄淑凌通过线人掌握到有劳教人员逃到官渡后，二话不说带上一名民警就果断踏上了追逃的路。两人坐火车到官渡已经是晚上10点多，在没有其他力量支援的情况下，他们在当时环境偏僻、地形复杂的官渡奋力追捕，成功抓获脱逃劳教人员。完成追逃任务时，已是凌晨两点多。所里领导下达立即押解返回的命令，黄淑凌没作任何犹豫，立刻押上脱逃劳教人员踏上了回程的路。最终押送到单位时，两人已有整整两天没有合眼。后来，黄淑凌在回忆起这次追逃时还提到：“当时，我们根本就没去考虑危险不危险，很纯粹的想法就是，这是上级的命令，我必须要把脱逃劳教人员押回来，别说两天没合眼，就是两星期不合眼，也要无条件服从。”四监区监区长张杰荣回忆，“在一大队工作期间，无论是做普通民警，还是做大队领导，黄淑凌任何时候都冲在最前面、干在第一线”。除了每周基本都在单位上班，周末也会帮有需要的同事顶班。那时，他总是跟普通民警一样，对劳教人员“五清楚”永远都是熟记于心，对劳教人员“背后点名”随时可以信手拈来。“我看他作为中队主要领导都这么拼死拼活地在前面带头干，我还有什么不跟着干的道理”，现为五监区教导员的曾演威，回忆起当年刚到单位报到时，看到极端艰苦的条件和超高强度的工作任务，抱定了要走的决心。时任中队长的黄淑凌却一再劝导他，做思想工作，以身垂范，逐步打消了他离开的念头。“今天回想起来，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。当初，要不是他的挽留和受他精神的感染，我可能今天也不会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。”曾演威含泪说道。当时同为中队同事的七监区监区长陈瑶雄也记得：“就当初的那种环境，要不是黄淑凌中队长带着我们这么干，估计还会有不少人要想方设法离开这里”。“要把平凡的事业当作家业去干，脚踏实地，干出不平凡的业绩。”黄淑凌常常对年轻的民警们这样嘱托。手术后坚持工作曾直言“更想站在岗位上倒下”在单位同事眼里，黄淑凌无疑是让人羡慕的。工作上他总是精力充沛、雷厉风行，家里有能干的妻子、可爱的女儿，生活幸福自足。可是从2001年开始，平静的工作生活却被打乱，黄淑凌的身体开始不断出现状况。他先后经历了6次大的手术，胆囊被切除，胸椎因钙化被嵌入金属进行内固定，2016年又被查出患有直肠癌，不得不再次实施直肠改道手术。监狱警力长期处在紧张状态，每个岗位都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深知这一点的黄淑凌不愿辛苦其他同事，每次手术后过后，他从未以术后需要休养为由，向组织提过请长假的要求。2016年，花都监狱刚好处在转型建设关键期，各项工作千头万绪。4月中，黄淑凌在得知监狱整体搬迁的消息后，尽管刚做完直肠癌手术，正处在术后恢复期，他主动申请上班。每天，身上绑着排泄袋，进出监管区至少4次，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，黄淑凌坚持带领罪犯家属会见，为有需要的罪犯亲属宣讲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，帮他们排忧解难。常人无法想象和忍受的病痛折磨压在黄淑凌身上时，他从未向任何人展现过悲观厌世的负面情绪，只有在提到钟情的监狱工作时，他曾向同事表露过担忧。“我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手术的人，现在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，真不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还有多少。但是我希望老天能眷顾我，再多给我几年时间，让我在花都监狱能活着干到退休。我是看着我们监狱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，所以我也希望花都监狱能看着我顺利地交出接力棒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只求上天不要让我躺在病床上离开，我更想站在岗位上倒下……”    未承想，一语成谶。最后一刻不忘交代“迟点到单位”的他，单位却再也等不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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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广州政法、南方都市报

编辑：花小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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